首页

风电制氢“万吨级”时代来了：从兴安盟到鄂托克，绿氢项目集中迈向投产

中国能源产业发展网发布时间：

2026-09-03 10:38

【中国能源产业发展网】原创【作者】马行川

2026年5月初，内蒙古兴安盟传来一个标志性节点：金风200万千瓦风电制绿氢示范项目一期工程首批风机正式并网发电。这个总投资约136亿元、分三期建设的综合示范工程，被扎赉特旗当地视为新能源产业从“单一风电开发”走向“风光氢醇多元融合”的开端。一期工程预计于6月30日实现全容量并网，年发电量可达7.3亿度，其中80%将用于制氢，剩余20%直接上传国家电网。

两个样本，一条产业链

几乎在同一时期，位于鄂尔多斯高原边缘的鄂托克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棋盘井产业园内，深能鄂托克旗风光制氢一体化合成绿氨项目也进入投产前的最后冲刺。项目总投资39亿元，建设500兆瓦风电、5兆瓦光伏电站以及220千伏输电线路，配套年制氢约2万吨的电解水制氢站和年产15万吨绿氢合成氨工厂。目前220千伏线路已全线贯通，风光发电工程完成送电调试，制氢工程进入全面调试阶段。

两个项目的先后落点，勾勒出中国绿氢产业从“示范”走向“规模化兑现”的清晰脉络。国家能源局发布的《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显示，截至2026年6月，全国建成和在建的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合计已超过140万吨/年，其中建成投运约27万吨/年、在建约113万吨/年。这意味着，绿氢的产量底座正在以每年数十万吨的量级快速抬升。

更值得注意的是产能兑现的节奏。与前两年“批复多、落地少”形成对照，2026年以来一批大体量项目密集进入并网、调试与投运序列。兴安盟、鄂托克旗只是缩影——在内蒙古、新疆、宁夏等地，多个十亿元级甚至百亿元级风光制氢一体化项目正在同步推进，绿氢产能从“图纸”走向“产品”的速度明显加快。随着一批示范项目完成工程验证，行业正从“验证技术可行性”转入“跑通商业闭环”的深水区。

为什么都要做甲醇和氨

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两个项目都把“化工”写进了生产链条。兴安盟项目全部建成达产后，将形成年产9万吨绿氢、56万吨绿色甲醇的产能；鄂托克旗项目则直指15万吨绿氨。之所以如此设计，根本原因在于绿氢的储运与终端应用尚未完全打通，而甲醇、氨作为“氢的载体”，可以把波动性的绿电固化成可储存、可运输、可燃烧的化工产品，为绿氢找到现实的出口。

这一思路背后，是对“绿氢经济”商业逻辑的重新校准：与其等待加氢网络建成，不如先用甲醇、氨在航运、化工、燃料等既有市场里完成“绿氢价值”的兑现。国际海事组织的航运减排新规正在放大绿色甲醇的需求，而合成氨则是化肥与化工的刚需原料。氢以“化学品”的身份先行进入市场，成为当前阶段最具确定性的消纳路径。

把视野再拉开一些，绿色甲醇与绿氨的意义不止于“卖产品”。对企业而言，它们是把波动性绿电转化为可贸易商品的“储能介质”，让戈壁滩上的风电光伏摆脱“弃电”的宿命；对地区而言，一条“风光发电—绿氢—绿色化工”的链条，意味着新增的工业产值、就业与税收，是资源富集区再造一个经济增长极的现实抓手。这也解释了为何内蒙古、宁夏等地纷纷围绕绿氢资源规划新的化工产业带。

经济性仍是核心考题

经济性依然是绕不开的考题。业内普遍认为，当前绿氢成本仍高于灰氢，制约其大规模替代煤制氢、天然气制氢的关键变量，一是电解槽效率与价格，二是绿电电价的稳定获取。鄂托克旗的实践证明，风光资源富集区叠加自有风电场，可以把制氢综合成本压到有竞争力的区间；而兴安盟项目通过“风火打捆”“绿电制氢”错峰运行，也在尝试用多元电源组合平滑波动、摊薄成本。

在设备端，电解槽的降本与提效同步推进。碱性电解槽仍是当前主力，单槽规模向1000标准立方米/小时以上的大型化方向演进，能耗指标逐步向4.3千瓦时/立方米以下靠拢；部分头部企业已开始布局制氢效率更高的质子交换膜电解槽商业化产线，以适应更大规模、更高波动性的风电制氢场景。设备成本的持续下探，正在从供给侧为绿氢平价创造条件。

与此同时，绿氢产业的价值正在向工业脱碳的纵深延伸。除了合成甲醇与氨，绿氢也在钢铁直接还原、炼化加氢、绿色航空煤油等领域打开应用想象。这些往往是体量庞大、碳排集中的“难减排”行业，绿氢一旦在经济性上跨过临界点，带来的减碳空间将远超交通场景。兴安盟与鄂托克旗的故事，或许只是这场工业脱碳长跑的起点。

产能洪峰前夜的结构性考验

从建设节奏看，绿氢项目的“集中投产潮”才刚刚起步。眼下许多在建项目仍处于设备安装、调试阶段，真正的产能洪峰预计出现在2027年前后。能否在下游需求、储运基础设施和标准体系三个维度同步补位，将决定这波产能集中释放是“良性放量”还是“阶段性过剩”。对产业链企业而言，谁能率先把绿氢的度电制氢成本曲线拉平，谁就能在这轮规模化竞赛中拿到先手。

从全国的绿氢布局看，内蒙古、新疆、宁夏等“三北”地区凭借风光资源禀赋，正成为绿氢项目的集中承载区，而应用端则更多向东部化工园区、港口和交通节点延伸。这种“西部制氢、东中部用氢”的格局，与当年“西电东送”的演进逻辑高度相似。所不同的是，氢的储运难度远高于电力，输氢管道、液氢、绿氨绿醇海运等多元储运方式能否跟上，将直接影响绿氢产业的真实落地半径。

对扎赉特旗这样的县域而言，136亿元的项目不仅是能源工程，更是产业导入的入口。风机塔筒、箱变、电缆等制造订单拉动了本地配套，建材、运输、仓储等服务业同步受益。这种“一个绿氢大项目带活一条县域产业链”的示范效应，正在内蒙古多个旗县复制。绿氢产业的规模化，正在从“能不能造”转向“能不能用、能不能带来综合效益”的新阶段。

机遇与风险总是相伴而生。对于正在冲刺“万吨级”的中国绿氢产业而言，当产能的闸门全面打开，真正决定胜负的，将是消纳、储运与成本的“三角协同”。谁能把这组方程式解好，谁就能在绿氢浪潮中占得先机。

回到兴安盟与鄂托克旗，这些项目的意义，也被当地政府写进了更高的战略叙事：以“风光资源+”撬动绿氢产业集群，正是资源富集区在新一轮能源竞赛中争取话语权的共同选择。绿氢产业的高质量发展，需要政策的耐心、机制的设计与资本的定力，也需要从示范工程到商业闭环的完整跨越。当更多项目跨过并网与调试的门槛，中国绿氢的“万吨级”时代，才算真正意义上拉开大幕。

【文中信息及数据来源于：内蒙古自治区商务厅、扎赉特旗人民政府、国家能源局、人民网内蒙古频道等。】

【研究支持机构：《中国工业报社》能源与双碳研究中心 |中国能源产业发展网】

来源：

中国能源产业发展网原创

作者：

马行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