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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能源危机的根源与影响

作者:
郝宇
来源:
人民论坛
2022/04/15 20:47
浏览量
【摘要】:
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欧洲导致工业生产被迫按下暂停键,拉尼娜现象让寒冷的欧洲大陆雪上加霜。自2021年入冬以来,欧洲各国先后遭遇能源危机并持续至今,天然气价格迎来世纪大涨,多方势力的交锋直接或间接导致欧洲居民和工业用能的短缺,俄乌冲突扩大化更是牵动欧洲能源安全。

欧洲为何陷入能源危机

欧洲此轮能源危机,与近年来全球各类极端天气频发密不可分,但欧洲能源保障体系在应对气候变化时不应如此脆弱。拉尼娜年之下,冬季气温异常寒冷。欧洲居民秋冬季取暖主要依赖天然气,导致天然气需求和价格双双暴涨。但气温降低的刺激有限,欧洲各国的能源短缺问题更多出在供给端,或者说,“天灾”的影响小于“人祸”。传统石化能源过早退出,清洁能源供给不稳定是此次欧洲能源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在欧洲各国激进的低碳环保目标引导下,虽然欧洲的经济发展领先全球,但其能源对外依存度始终保持高位水平,尤其是欧洲天然气对外依存度高达90%。俄罗斯供应了欧洲30.3%的石油、38.8%的煤炭、39.8%的天然气,奥地利、芬兰、拉脱维亚等国曾经100%依赖从俄进口的天然气。因此,欧洲最早开始推进激进的清洁能源发展目标,渴望早日用清洁能源替代传统石化能源,摆脱对外能源依赖。根据欧盟的统计报告,2020年欧洲可再生能源对电力供应达38%,占比远超全球其他地区。

“北溪2号”天然气项目:撬动世界地缘平衡,事关国际地缘政治的超级大博弈。谈到此次欧洲能源危机,就无法绕过“北溪2号”项目:该项目旨在铺设一条无需经过乌克兰、波兰和白俄罗斯等国家领土,由俄罗斯经波罗的海底直达德国本土的天然气管道,再经由德国天然气支线输送至欧洲各国,总投资超110亿美元。2014年,德俄两国磋商并筹建北溪2号输气管道项目,预期建成后俄罗斯每年可向德国输送550亿立方米天然气。项目建成后,德国不仅可以解决本国能源短缺问题,还可一跃成为俄罗斯天然气在欧洲的“分销商”,不仅可以赚取可观的“过路费”,更重要的是可以借此增加西欧国家在能源购买、转运等方面对德国的依赖。

自上世纪两次石油危机以来,能源安全已经成为各国之间互相制衡的最重要的政治谈判筹码。时至今日,虽然北溪2号项目历经万难初步建成,但未能通过欧盟项目验收并通气,且激化了美、俄、德、法、乌等多国矛盾。北溪2号项目至少受到三方面的阻挠:第一,北溪2号的建成将进一步提高法国在天然气领域对德国的依赖,意味着法国进一步失去在欧盟的话语权,德国将成为欧盟的绝对领导。第二,北溪2号的建成将直接削弱过境乌克兰的输气管道的地位,大幅减少乌克兰的天然气过境收入,这也是美国从中阻挠的重要节点。在德法两国的调解下,俄乌两国在2019年底达成了有效期5年的天然气过境灌输协议,协定2020年俄罗斯将过境乌克兰至少输送650亿立方米天然气至欧洲,并在2021-2024年每年至少过境400亿立方米,甚至承诺在北溪2号项目建成后依然保留一定数量的天然气过境乌克兰。第三,美国通过制裁多家参与北溪2号项目建设的欧洲公司阻挠项目推进。这一情况在拜登政府上台后愈演愈烈,德国绿党在默克尔权力移交后迅速偏向美国,以不符合欧盟能源标准为由叫停北溪2号项目的验收工作。近期俄乌边境冲突局势和该项目的建成也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乌克兰是欧洲能源供应链条的重要组成部分,俄罗斯输往欧洲的原油和天然气有很大一部分要从乌克兰境内经过。

德国:危机时刻自废核电和煤电,超前追求清洁能源,“北溪2号”项目接连受阻,意识形态博弈危及能源安全。作为欧洲头号工业强国的德国,却是全球电价最贵的国家之一,其电价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两倍以上,且长期依赖于石化能源的发电模式,导致德国的能源强度居高不下。德国绿党是由提出保护环境的非政府组织发展而来的政党,在本世纪初绿党通过多种方式推动反核浪潮,迫使默克尔政府做出在2022年底关停全国所有核电站的决定,并预期在2038年关停所有煤电厂。当然,逐步放弃化石能源和核能转向更为环保的可再生能源是历史趋势,只是在过渡时期,德国需要通过其他能源弥补电力短缺的问题,但留给德国的选择并不多。

德国目标在205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在能源转型期主要通过风电、水电或天然气获取电力。由于风电和水电受季节更替影响较大,因此天然气成为德国工业发展的首选。而购买天然气的选择也不多,无非是购买通过管道运输的俄罗斯天然气,或通过远洋运输购买美国的页岩气。抛开政治因素,俄罗斯的管道天然气无疑是最佳选择,产量大、距离近、供应稳定且价格只有美国页岩气的一半,反观美国页岩气,需要通过液化天然气(LNG)货轮进行输送,运输距离远且成本更高。但美国绝不会坐视欧洲和俄罗斯实现长期能源合作,千方百计阻挠俄罗斯天然气交易。

德国国内的能源短缺是多方负面因素同时叠加的结果。首先是德国国内意识形态影响力过大,绿党的核能淘汰计划最初于2002年提出,但被当时的保守派政府搁置,2011年福岛核泄漏事件重新激化两派矛盾,最终促使默克尔政府做出放弃核能的决定。其次,美国的霸权主义并不在乎契约精神,出尔反尔,为利益不惜以违约为代价将本应该运往欧洲的天然气转头卖给日韩。最后,欧盟的自由市场导致德国多家电力公司在国内电力如此短缺的情况下,在2021年圣诞节前夕荒唐地将天然气反向输送至电价比德国更加昂贵的罗马尼亚和捷克等国家。兜兜转转,煤电以27%的比例重新成为德国第一大电力来源。在能源危机来临时无法做出快速替代,德国居民不得不在“温”和“饱”之间做出艰难抉择。

英国:防疫管制放松,缺少长期稳定供气合同,卡车运输渠道中断,清洁能源占比大幅下降。得益于上世纪90年代北海油田天然气产量的扩大,促使比煤炭更清洁的天然气在英国迅猛发展,并成为今天英国第一大电力来源,占比近五成。英国最多拥有超过50座煤电厂,但在2020年仅剩最后2座,煤电占比仅为1%。随着北海油气的逐步枯竭,英国同大多数欧洲国家一样需要通过进口天然气以满足国内居民生活和工业生产的需要。

2020年4月,疫情造成英国国内能源需求下降,彼时英国拥有全球最便宜的天然气市场价格;2021年夏季,在英国放松疫情管制措施后,工业迅速恢复导致能源储备快速消耗,英国成为最先遭遇能源危机的国家之一,也是短缺最为严重的国家。起初,英国政府和媒体将原因归咎为油气运输不畅。受到疫情和脱欧的影响,在英国工作的十几万东欧国家卡车司机陆续离开英国,且短期内无法返回,为此英国首相约翰逊甚至提出调用军方力量运输油气。但英国的能源短缺问题远不止于此。居民对于冬季取暖的需求,和对燃料价格上涨的预期,导致英国国内各大能源厂商纷纷囤积能源,能源短缺现象进一步恶化。

英国作为最早完成工业化的国家之一,早就已经实现了“碳达峰”。在持续追求清洁能源替代化石能源的背景下,2020年英国风力发电比例已高达24%。但天公不作美,2021年夏天风力减少导致风力发电大幅下降,因此也被英国媒体称为“无风的夏天”。新能源发电不足的空缺需要用天然气补足,但是英国购买的天然气50%以上都来自短期现货交易市场,属于“捡漏”式交易。当能源危机来临,缺少长期稳定的供气协议导致2021年末英国电价疯长7倍达到1999年来的顶峰。虽然英国媒体将矛头指向中日韩等亚洲国家,妄图甩锅。但无论如何,仍旧不足以掩盖英国缺少长期稳定能源合约而在全球能源危机背景下购气无门的尴尬境地。

法国:核电大国影响相对较弱,但仍需采购天然气。2014年,法国的核电供应比例达到历史高点78%,人均发电量稳居世界第一,不仅可以满足本国用电需求,同时是欧洲最大的电力出口国。欧洲第一大电力生产商——法国电力公司(EDF)近期以核反应堆检修为由,将其核电产量目标继续下调。而该公司年度核电产量上一次低于300太瓦时还是在30多年前,预计检修将会持续至2023年。作为欧洲电网的支柱,法国电力公司的检修消息进一步推高法国2023年电力合约价上涨3.8%。面对短期能源价格暴涨,法国政府对超过500万户低收入家庭进行能源补贴;同时为在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目标,应对长期稳定能源供应问题,法国政府的选择是提供财政捐助和担保,建设更多的核电站以替代现有部分开始老化的核电站。但核电站的建设时间长达10年甚至更久,同时面临超时和超预算风险,远水难解近渴。

除以上三个典型代表国家外,比利时和西班牙等国也在效仿德国放弃核电,奥地利更是在1978年的全民公投中就否决了核能,甚至反对欧盟将天然气和核能列为绿色能源。欧洲各国普遍采取诸如居民能源补贴,政府干预居民用能源价格,在房屋顶安装光伏板等方式缓解短期能源短缺和电价暴涨的困境。

预计欧洲能源供给紧张的局面在2022年很难得到缓解。步入后疫情时代,亚洲仍然是国际天然气首选销售地。当前,多国开始“争气”以保障能源供应,全球能源供给紧张。欧洲天然气的基础设施大多是围绕管道运输建的,LNG相关基建较少,欧洲在短时间内难以解决眼前的能源危机。

欧洲能源危机的全球影响

欧洲能源危机将导致全球政治紧张。“北溪2号”项目间接影响俄乌局势,美国无法容忍团结的欧洲和俄罗斯。首先,俄罗斯在乌克兰并无直接利益,在2014年克里米亚地区通过公投加入俄罗斯后,俄罗斯无意再次挑起冲突,乌克兰面对强大的俄军主动挑起争端无异于以卵击石。其次,美国政客大肆凭空渲染“入侵”乌克兰目的之一是切断北溪2号项目的运行,恐吓、威胁进而控制欧洲能源市场,削弱俄罗斯和欧洲经济合作。2022年2月24日,俄乌冲突进一步扩大,一时间全球政治紧张。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针对俄罗斯展开毁灭性制裁。短期内欧洲天然气价格暴涨至3.9美元/立方米,为2020年的十倍有余,全球石油价格快速突破130美元/桶。有超过千亿美元的资金“逃离”欧洲和俄罗斯,欧盟内部意见分歧加剧,继续考验欧洲各国乃至全球各国能源供应的稳定性。

全球供应链将遭受巨大考验,全球通胀压力加剧。能源是工业制造的基础,能源安全关乎国家金融稳定,能源价格直接影响终端产品竞争力。欧洲能源危机引起工业制造的收缩和关闭,居民用能受阻。一方面,电力成本上涨已经致使大量企业濒临破产或已经破产,全球供应链闭环受到巨大冲击,尤其是高端制造业。另一方面,企业破产,工人失业,产品价格大涨,将会进一步推高对通胀的担忧,并伴随资本流动扩散至全球。显然欧洲还未走出疫情阴影,全球供应链不平衡将持续一到两年,届时价格上涨可能会使全球经济回到上世纪70年代式的滞胀环境。

重新审视传统石化能源退出路径。国际大宗能源价格将会在未来几年保持较高水平,能源开采和定价权将继续作为大国博弈的重要筹码。此次欧洲能源危机可能会使欧洲各国重新审视北溪2号项目的重要性和价值,在此之前俄罗斯油气主要经由六条陆地管道通往欧洲,过境邻国领土不仅提高了天然气运输成本,同时影响了运输安全。部分欧洲国家将被迫重启乃至重建煤(气)电厂以弥补短期用电缺口,延缓石化能源有序退出的时间表。

化肥工业受到巨大冲击,全球粮食危机加剧。化肥厂需要以天然气或煤炭为燃料,同时作为生产原料,作为现在农业的重要生产保障,化肥产量尤其是氮肥的产量将会直接影响全球粮食产量。如果2022年欧洲化肥产量持续降低,很可能会引发全球性粮食危机,这一预期的悲观程度甚至超越能源危机。

全球各国可能需要重新设定“碳达峰”和“碳中和”时间目标,能源输出国需要警惕“碳价”波动。在此轮能源危机问题的思考中,欧洲各国普遍认为必须减少对进口天然气的依赖。虽然现阶段欧洲仍然高度依赖于俄罗斯的能源供应,但在欧洲特别是西欧国家完成清洁能源革命后极有可能以“碳税”为由反向制裁,向俄罗斯、沙特等能源输出国甚至东欧较为落后的国家输出清洁技术,以兜售“碳排放权”和天价的专利授权费。

此次危机已经警醒全球,当前能源体系中石化能源依然占据主导地位,已经不顺应全球化发展,太阳能、风能、水力发电等可再生能源应占据更高地位逐渐成为主流。

新形势下中国如何保障能源安全

整体来看,国际天然气市场的价格涨幅对我国终端消费影响有限,无需过度担心。我国的天然气对外依存度由2015年的30%快速上涨至2021年的44.9%,并在2019年成为全球第一大天然气进口国。与英国长期依赖于现货市场“捡漏”式购买截然不同,中国进口天然气主要依赖长期供货合同,早在2014年中俄两国就以0.35美元/立方米的价格订立超过4000亿美元的天然气合同。由于对于寒冬的“充分准备”,2021年12月中国液化天然气现货价格比11月大幅下降45%,与欧洲市场形成巨大反差。

加强长期稳定的国际能源合作,方能在危机中凸显优势。2021年,中国每年消耗天然气达3600亿立方米,伴随中国“双碳”工作的推进,对天然气的需求每年以10%-14%的速度递增。2019年末中俄天然气管道东线建成通气,俄罗斯每年稳定向中国输送380亿立方米天然气;目前正在快速推进的中俄西线天然气管道项目,预计建成后对华供气将达500亿立方米/年。国有石化企业为保障居民和工业用气稳定,通常也采取20年甚至更久的长期合同以确保天然气供应稳定。这一方案在全球能源危机大背景下,体现出巨大优势。

能源“饭碗”务必牢牢端在自己手中。传统能源逐步退出需要建立在新能源安全的基础之上,新能源并网的稳定性尚不能有效保障,储能技术尚未取得关键突破。据欧洲能源专家预计:“在最好的情况下,欧洲将需要五到七年的时间做出改善。”短期内,我国能源消费将依然以煤炭为主导。为尽早达成“双碳”目标,要加快研发风电、光伏、生物质能等多种清洁能源,步步为营,稳扎稳打,以改革目标引导技术发展,以科技成果实现低碳用能,逐步降低我国能源对外依存度高的局面,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坚定能源转型目标,设定平稳有序的能源升级路径。2021年末国内发生多起煤矿安全事故,煤炭产能减少同时需求陡增,煤炭价格短期内飙升,中国多个地区出现限电限产情况,东北地区甚至出现了居民用电受限的情况。由于我国的居民用电价格一直处于低位,具有一定的慈善性质,许多小型电厂因无法承受亏损而无奈关闭。虽然中国正在推进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新型电力系统虽以新能源为主,但对煤电、气电仍有很强依赖,火电仍然是新型电力系统稳定性的重要支撑,具有兜底保障功能,否则将会出现和英国、德国类似的发展窘境。

保证政府主导地位,发挥市场对能源调配的灵活性优势。在短期内,中国政府具备对能源价格尤其是终端用电价格的调控能力,这是其他国家尚不具备的竞争优势。通过欧洲此次能源危机可以看出,即便欧洲国家在新能源领域的投资和建设领先于中国,但是清洁能源展现的稳定性还远未及预期。需要结合国情,逐步退出煤炭为核心的火电厂,同时发挥能源市场调节功能,引导各类资源朝绿色全要素发展的目标前进,激发各类市场主体自身绿色低碳转型的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郝宇,北京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应用经济系教授,北京理工大学能源与环境政策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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